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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和面包厂门卫的儿子在林荫大道后面那条宽阔的道路上玩耍，那里的泥土堆积如山。那男孩天生就是瘸腿的，他慢慢地跟在我后面一瘸一拐地走着。我们坐在坑坑洼洼最深的地方，他弯曲右腿，将那条细小的左腿僵硬地伸展开。他坐下来的时候乐呵呵的。他双手敏捷，头发鬈曲，脸色淡黄。我们沉浸在游戏中，将泥土堆积成叠在一起爬行的蛇。
那些蜥蜴就这样爬到面粉里面，他说，所以面包上才有洞眼。
不是，那些洞眼是因为酵母。
是蛇弄出来的，问我父亲好了。
等到他父亲带着包从面包厂回家，有这大半天工夫，其他蛇肯定爬到坑坑洼洼的地方去了。可是如果我的连衣裙弄脏了，我就不乐意了，要跑回家去。我就让男孩一个人和那些蜥蜴待着。有两周时间，另外一个门卫坐在面包厂的大门口。然后父亲回来了，没有把男孩一起带过来。有人给他那条僵硬的大腿做了手术，并给他进行了深度麻醉。他再也没有醒过来。我独自一人到了那条宽阔的大街上。林荫大道上的树木一起在那里站立着，我开始怕生起来，像似它们承诺说，男孩虽然已经死在家里，但还是到这里来玩耍了。我坐在泥土上，堆成了一条蛇，很细很长，像他那条伸展开的大腿。路旁的草地松松散散的，我的眼泪顺着下巴滴落到蛇上，于是蛇变成了标本。有人从我手中夺走了这个男孩，也许他从天上看得到，我现在还想和他一起玩耍呢。每当我上午在城里溜达的时候，有人已经从我手里夺走了莉莉。我觉得自己被传讯的那些日子很短暂。即便我不知道阿布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但他还是对我有所打算的。我需要我衬衣上的大纽扣，需要聪明的谎言，别的什么也不需要。我四处溜达的时候对自己有什么打算，我知道的要比阿布想从我这里得到的更少。
我真傻，既然阿布十点整要等我，我今天早上八点前还看什么燕子呢。我不愿意去想燕子的事。我根本什么都不愿意去想，因为除了被传讯，我什么也不是。我有时会想，燕子不是在飞，它们是在行走或者游泳。去年夏天，保罗还拥有一辆红色的摩托车，这是一辆捷克产的“雅娃”牌摩托车。我们每周一两次开车到城外的河边。驱车经过大豆地，真是幸运啊。我们经过的天空越多，我就越发轻松。道路两旁繁花似锦，车子经过的时候花朵在颤动不已。人们没注意到，每一个花朵都有两只圆耳朵和张开的嘴唇，可我知道这个。那是一片没有尽头的攀缘豆田，就像在玉米地里一样，人们看不到它们有序的排列。就算每一根茎都已经干枯，叶子被风吹折断，但到了夏末，玉米地看起来始终就像刚刚梳理过一样。在玉米地里，即便天空在飞翔，我的脑子也从不会感到轻松。只有在大豆地里，我才因为高兴而傻傻的，会慢慢闭上眼睛。而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我已经错过了很多东西，燕子早已在另外一个轨迹上飞翔了。
我抓住保罗的肋骨，吹起了那首树叶和雪花之歌，可我只听见摩托车的声音，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我平时从不吹口哨，因为这是小时候就必须学会的东西，可我小时候从没有吹过口哨。我根本不会吹口哨。而且自从我的第一任丈夫在大桥上吹过口哨之后，每当有人吹口哨，我总是会缩起脖子来。可就在大豆地里，我竟然自个儿地吹起口哨来了。因此，这真是幸运啊，因为凡是我能做的，就像在大豆地里吹口哨一样，仅仅是成功了一半而已。我在攀缘豆地里的运气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我在河边从没有交过好运，河水平静无波，即使让我想起大桥，也会让我镇静下来。镇静带来好运是不可能的。我们来到河边，我感到很尴尬，保罗感到很烦躁。他对期待看到大河感到高兴，我则是对回头经过大豆地感到高兴。他踝骨没入水中，指给我看一只黑色蜻蜓。蜻蜓的翅膀之间长着肚子，就像一只玻璃做的螺栓。我指着我身旁河岸上的黑莓，这些成团的黑莓发出黑色的光芒。而在河的另一边，黑色椋鸟蹲伏在庄稼收割后布满茬儿的一捆捆灰白色四角形秸秆上。这个景象我没有指给保罗看，因为我想起燕子在空中留下的黑影，不明白这些黑点在这个被晒成黄色的夏天是怎么分布的。我迷惘地哈哈大笑，从草地中捡起一块树皮，扔到保罗的脚趾边。然后我说：你听着，看来这些燕子是不可能很快飞走的，它们在耍诡计呢。
保罗用脚尖捞起树皮，随即踢入水中。他的脚一离开水，树皮马上又浮出水面，发出黑色的光芒。他说：
啊哈。
我极其短促地抬起两只眼睛，足以看到那里面的黑色斑点了。还要问什么呢，如果在他看来，连燕子都不值一谈，那么还有哪种黑色水果是他看得上眼的呢？他完全想到别的地方去了，不是在他的脚趾上。白蜡树起风了，我倾听树叶的声音，保罗或许在倾听水声吧。他不希望我们之间说话。
第二天，我在厂里用“啊哈”对内罗作了试验，那时候他在拇指和咖啡杯之间夹着一张清单走到我的桌子跟前。他谈到这个月我们为法国人缝制的女外套纽扣尺寸问题。他的胡子尖的像燕子的翅膀，在嘴角一动一动的。他对着我的脸说了几句话。当他为了一周计划而来时，我数了数他下巴上忘记刮掉的胡子。我抬起眼神，盼望着他的眼神。当我们的瞳孔相遇时，我迅即说：
啊哈。
内罗一言不发地走到自己的桌子跟前。我也试过其他的言辞，比如：哟，嗯。可并没有超过“啊哈”的程度。
当我的那些纸条被人逮住之后，他否认是他告发了我。每一个人都可以否认。给意大利人订做的白色亚麻布西装被打包装箱的时候，我和我的第一任丈夫已经分手。我和内罗出差十天后，他想继续和我睡觉。可我当时已经打算嫁给西方人了，因此我分别在十个后裤兜里塞上了小纸条：tiaspetto，我的名字和我的地址。和我联系的随便哪一个意大利人，就是他了。
在我不允许参加的会议上，我的纸条被定... -->>
第二章
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和面包厂门卫的儿子在林荫大道后面那条宽阔的道路上玩耍，那里的泥土堆积如山。那男孩天生就是瘸腿的，他慢慢地跟在我后面一瘸一拐地走着。我们坐在坑坑洼洼最深的地方，他弯曲右腿，将那条细小的左腿僵硬地伸展开。他坐下来的时候乐呵呵的。他双手敏捷，头发鬈曲，脸色淡黄。我们沉浸在游戏中，将泥土堆积成叠在一起爬行的蛇。
那些蜥蜴就这样爬到面粉里面，他说，所以面包上才有洞眼。
不是，那些洞眼是因为酵母。
是蛇弄出来的，问我父亲好了。
等到他父亲带着包从面包厂回家，有这大半天工夫，其他蛇肯定爬到坑坑洼洼的地方去了。可是如果我的连衣裙弄脏了，我就不乐意了，要跑回家去。我就让男孩一个人和那些蜥蜴待着。有两周时间，另外一个门卫坐在面包厂的大门口。然后父亲回来了，没有把男孩一起带过来。有人给他那条僵硬的大腿做了手术，并给他进行了深度麻醉。他再也没有醒过来。我独自一人到了那条宽阔的大街上。林荫大道上的树木一起在那里站立着，我开始怕生起来，像似它们承诺说，男孩虽然已经死在家里，但还是到这里来玩耍了。我坐在泥土上，堆成了一条蛇，很细很长，像他那条伸展开的大腿。路旁的草地松松散散的，我的眼泪顺着下巴滴落到蛇上，于是蛇变成了标本。有人从我手中夺走了这个男孩，也许他从天上看得到，我现在还想和他一起玩耍呢。每当我上午在城里溜达的时候，有人已经从我手里夺走了莉莉。我觉得自己被传讯的那些日子很短暂。即便我不知道阿布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但他还是对我有所打算的。我需要我衬衣上的大纽扣，需要聪明的谎言，别的什么也不需要。我四处溜达的时候对自己有什么打算，我知道的要比阿布想从我这里得到的更少。
我真傻，既然阿布十点整要等我，我今天早上八点前还看什么燕子呢。我不愿意去想燕子的事。我根本什么都不愿意去想，因为除了被传讯，我什么也不是。我有时会想，燕子不是在飞，它们是在行走或者游泳。去年夏天，保罗还拥有一辆红色的摩托车，这是一辆捷克产的“雅娃”牌摩托车。我们每周一两次开车到城外的河边。驱车经过大豆地，真是幸运啊。我们经过的天空越多，我就越发轻松。道路两旁繁花似锦，车子经过的时候花朵在颤动不已。人们没注意到，每一个花朵都有两只圆耳朵和张开的嘴唇，可我知道这个。那是一片没有尽头的攀缘豆田，就像在玉米地里一样，人们看不到它们有序的排列。就算每一根茎都已经干枯，叶子被风吹折断，但到了夏末，玉米地看起来始终就像刚刚梳理过一样。在玉米地里，即便天空在飞翔，我的脑子也从不会感到轻松。只有在大豆地里，我才因为高兴而傻傻的，会慢慢闭上眼睛。而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我已经错过了很多东西，燕子早已在另外一个轨迹上飞翔了。
我抓住保罗的肋骨，吹起了那首树叶和雪花之歌，可我只听见摩托车的声音，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我平时从不吹口哨，因为这是小时候就必须学会的东西，可我小时候从没有吹过口哨。我根本不会吹口哨。而且自从我的第一任丈夫在大桥上吹过口哨之后，每当有人吹口哨，我总是会缩起脖子来。可就在大豆地里，我竟然自个儿地吹起口哨来了。因此，这真是幸运啊，因为凡是我能做的，就像在大豆地里吹口哨一样，仅仅是成功了一半而已。我在攀缘豆地里的运气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我在河边从没有交过好运，河水平静无波，即使让我想起大桥，也会让我镇静下来。镇静带来好运是不可能的。我们来到河边，我感到很尴尬，保罗感到很烦躁。他对期待看到大河感到高兴，我则是对回头经过大豆地感到高兴。他踝骨没入水中，指给我看一只黑色蜻蜓。蜻蜓的翅膀之间长着肚子，就像一只玻璃做的螺栓。我指着我身旁河岸上的黑莓，这些成团的黑莓发出黑色的光芒。而在河的另一边，黑色椋鸟蹲伏在庄稼收割后布满茬儿的一捆捆灰白色四角形秸秆上。这个景象我没有指给保罗看，因为我想起燕子在空中留下的黑影，不明白这些黑点在这个被晒成黄色的夏天是怎么分布的。我迷惘地哈哈大笑，从草地中捡起一块树皮，扔到保罗的脚趾边。然后我说：你听着，看来这些燕子是不可能很快飞走的，它们在耍诡计呢。
保罗用脚尖捞起树皮，随即踢入水中。他的脚一离开水，树皮马上又浮出水面，发出黑色的光芒。他说：
啊哈。
我极其短促地抬起两只眼睛，足以看到那里面的黑色斑点了。还要问什么呢，如果在他看来，连燕子都不值一谈，那么还有哪种黑色水果是他看得上眼的呢？他完全想到别的地方去了，不是在他的脚趾上。白蜡树起风了，我倾听树叶的声音，保罗或许在倾听水声吧。他不希望我们之间说话。
第二天，我在厂里用“啊哈”对内罗作了试验，那时候他在拇指和咖啡杯之间夹着一张清单走到我的桌子跟前。他谈到这个月我们为法国人缝制的女外套纽扣尺寸问题。他的胡子尖的像燕子的翅膀，在嘴角一动一动的。他对着我的脸说了几句话。当他为了一周计划而来时，我数了数他下巴上忘记刮掉的胡子。我抬起眼神，盼望着他的眼神。当我们的瞳孔相遇时，我迅即说：
啊哈。
内罗一言不发地走到自己的桌子跟前。我也试过其他的言辞，比如：哟，嗯。可并没有超过“啊哈”的程度。
当我的那些纸条被人逮住之后，他否认是他告发了我。每一个人都可以否认。给意大利人订做的白色亚麻布西装被打包装箱的时候，我和我的第一任丈夫已经分手。我和内罗出差十天后，他想继续和我睡觉。可我当时已经打算嫁给西方人了，因此我分别在十个后裤兜里塞上了小纸条：tiaspetto，我的名字和我的地址。和我联系的随便哪一个意大利人，就是他了。
在我不允许参加的会议上，我的纸条被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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